中国青年报:网上官民关系盘点:执政理念滞后致负面舆论激增

十一月 5, 2010 by · Leave a Comme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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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点舆情中的网络载体

 

 

各地热点舆情应对策略

 

谁在发声,谁在沉默?

解读:沿沪宁线东进,从镇江至苏州,每前进一个城市,GDP就上一个台阶,但网民的分贝也梯次增强,批评性意见的比重也越高。(数据来源:百度贴吧,截至2010年11月4日)

《中国青年报》开设“一周舆情综述”专栏,已有一年。从2009年10月24日,到今年11月2日,每周一篇,共涉及互联网上的突发公共事件和热门话题221件。

这个专栏不一定覆盖了所有引起网民关注的热点舆情,但集腋成裘,从中可以看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改良,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渴求,还有不断进步的传播技术下,政府回应社情民意的诚意和艰苦努力。

综合这一年中的“一周舆情综述”,可以看到,互联网上的官民关系呈现出七大特点。

一、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官民互动的通道

1948年,刘少奇对解放区华北记者团发表讲话,郑重提出: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,想和毛主席通通气,有所反映,有所要求,有所呼吁,但许多人不会写字,邮路不通,电报不通,见毛主席很难见到。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,可是办不到。所以需要你们记者到各地去,把人民的呼声反映上来。

在互联网时代,人民想和政府通通气,乃至天天见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2009年,在河南灵宝王帅案中,网友“八个佘祥林的亲属”在人民网舆情频道豪迈地留言:“个别地方官吏自以为天高皇帝远,老子天下第一,随心所欲,为所欲为,欺压草民。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: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,就跟总书记在一起了。”今年9月,胡锦涛总书记高兴地接受了腾讯员工赠送的QQ靓号后,网民又兴奋跟帖:“登录QQ,你可能与总书记同时在线!”

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,BBS仍是舆论主渠道。其中,天涯社区人气最为旺盛,很多热点事件都在天涯社区发酵并走向舆论高潮。

但因论坛加强了内容管理,一大批欲言又止、意犹未尽的网络“意见领袖”从BBS流失,退守博客或者前进到微博客。

微博客在宜黄自焚案中异军突起。网友爆料、当事人维权、官方答复、公众围观,开始优先考虑微博客。

新闻跟帖堪称最具草根性、“水淋淋”的网络舆论,其犀利程度可能超过 BBS。传统媒体在这一年里的表现,从总体上不如去年杭州“欺实马”、上海钓鱼执法和成都唐福珍自焚等事件中的大义凛然,但也不乏亮点。比如《人民日报》的“人民时评”,抨击杭州警察给发廊女家属写信而侵犯人权,让很多网民感到意外和感动。

二、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

可能有的地方政府觉得,本地区在互联网上波澜不惊,是社会稳定的表现。其实,更大的可能,这是社会发展停滞和民意表达不畅的迹象。本地经济增长迅速,社会分工发达,利益群体分化,社会各阶层纷纷借助大众传媒,特别是互联网,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,因此出现各种杂音,爆出一些丑闻,其实只是传媒在“还原”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,不仅无碍观瞻,反而有利于各方利益博弈趋于透明化、规则化,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决策与社情民意的顺畅互动,减少官民隔阂、误判和对峙,化解民怨、吸纳民智、凝聚民心。

苏南的苏锡常镇舆情对比是一个有趣的案例。经济越发展,舆论就越强,批评的声音也越多。“端起饭碗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”,本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,虽然很有些无奈。怀念“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,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”,结果只能是发展受阻,社会僵滞。

广东的例子更有启迪。在过去一年中,互联网上涉粤舆情多达20件,居各省之首。其中负面的新闻也不少,比如东莞劳工刘汉黄杀人案、深圳“箱居”、广州“咆哮哥”,但谁也不能因此而否认:广东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社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,也是“网络问政”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。

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给做批评报道的记者撑腰;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,“阿sir”上网与网民及时沟通;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;深圳率先制定限制“裸官”的干部政策;东莞放弃给记者发放“专用采访证”的企图,改口表示“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”……

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,使广东的民众有地方说话,政府在学习倾听,“公民社会”在发育成长。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中,番禺业主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“集体散步”和缓收场,业主上了街但没有闹事,政府也没有抓人,“暂缓”该项目后将与居民“共同寻找相对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”。

三、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滞后于经济进步,导致负面舆论激增

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开放,沿海地区成为网络舆论热土本不奇怪。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,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北、河南、山西经常爆出吸引全国舆论关注的突发事件。

中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,官民矛盾,警民矛盾,城管与商贩的矛盾,经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,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。湖北石首市一个普通厨师的坠楼,导致数万人上街要求公布真相;荆州英勇救人的大学生牺牲,却成为皮包打捞公司“挟尸要价”的筹码;河南栾川大桥垮塌死伤惨重,县委县政府却向上级市委、市政府发道歉信,偏偏忽视了几十具冰冷的尸体和几十个破碎的家庭;山西的高温疫苗、地震恐慌,乃至矿难救援,一再暴露出政府公信力的低迷……这些基层乱象,提示中部地区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,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
后。

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但一些地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转型迟缓。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,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。例如,把政府必须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,片面地视为领导干部的“雅量”;对于上访民众通过正常渠道的申诉,不惜出动“信访专班”打人;把围观的市民说成“精神病”而强行关进精神病院;把极度贫困人群列为管控对象,由专职民警负责“跟踪其思想动态”。

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认为:“在互联网时代,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,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述自己的苦与忧,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、表态怎么解决。”遗憾的是,某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,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,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,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。这种权力观的扭曲,导致种种让网民啼笑皆非的怪事。

四、征地拆迁成为官民关系一个滴血的伤口

就全国范围而言,网络舆论的一个痛点是征地补偿和拆迁暴力,多达20件,其中65%%的个案中发生流血冲突。

四川:自唐福珍自焚后,又有峨眉山村民集体自焚;

江苏:东海拆迁父子自焚,宿迁拆迁户杀人;

河北:邢台铲车碾压拆迁户;

辽宁:抚顺少年为征地问题杀死截访者;

江西:著名的“女厕攻防战”和宜黄官员令人惊骇的投书。

……

在征地拆迁过程中,公权力表现得十分彪悍:辽宁庄河市村民千人下跪,而市长视而不见;河南睢县乡长拘农民,新郑市的镇党委副书记拘农妇。

网上更频频爆出官员的“雷人”言论:

天津:“最牛拆迁语录”,即“在中国,你说不拆,肯定把你拆了,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!”

北京:延庆官员斥责拆迁户“愧对政府”;

黑龙江:东宁县长威胁钉子户“不要以卵击石”。

这类问题已经成为官民关系一个滴血的伤口,在一些地方甚至危及基层政府的执政合法性。

与征地拆迁相联系,房价问题在过去的一年急剧恶化,有北京地王、北京胶囊公寓、深圳“箱居”、上海帐篷征婚、郑州地下标间、大学生蚁族、中产阶级困境、房地产崩盘时间表等热点,件件令人感伤,痛彻心扉。房价成了中国社会平民阶层与官、商之间难以跨越的分水岭,底层社会向上流动最大的绊脚石,重创新生代对人生、对社会的信心。

五、应对突发事件舆情,需从政法思维主导转向意识形态思维主导

遭遇突发公共事件,政法思维关注的是社会当下的稳定,倾向于动用专政机器、采取强制措施来维稳;而意识形态思维主导强调官民互动,占据舆论的主导权,用信息开放对付似是而非的流言和不负责任的谣言,用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说服民众。

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要求:在群众有灾有难、有险有乱的时候,县委书记要及时出现在群众中间,做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。同时,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要做到“三个慎用”,即慎用警力、慎用武器警械、慎用强制措施。研究舆论热点不难发现:如果政治领导人遇事不敢到群众中去,却把警察推到前面;如果信息封堵和思想工作失语,一味依赖强制手段,只会导致矛盾的激化。石首事件中,地方领导人组织数千武警抢尸,在长达80个小时里却只发布了3条简短消息,其中还有一条是石首街头举行“联合消防演习”的假新闻,其实当时街头已经出现严重的街垒对峙。

刚性维稳是相对容易做到的。各级人民政府掌握专政机器,人权、事权和物权在手,基本上没有不能平息的突发事件。网民和公众也可以暂时沉默,但在其内心深处,突发事件会留下深刻的划痕,留下对社会不公的愤恨,对政府的怨怼。

石首事件过后,基层政府撕毁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善后免责协议,把死者的堂姐和哥哥判了刑,以后民众遇事还会轻信政府的承诺吗?唐福珍自焚后,当地政府坚持其“暴力抗法”的定性,并且拘留了其前夫、儿子等多名亲属,从表面上看,金牛区迅速恢复了平静,但成都市精心打造的宜居城市和“内陆投资标杆城市”形象也受到重创。

杨佳血腥袭警案,执行死刑是罪有应得,但围绕杨佳案的议论,也给警民关系罩上了阴影。今年各地袭童案频发时,杨佳的名字一再被网民提起,甚至有学生家属挂出条幅“杀孩子狗熊,杀贪官英雄”,其以暴制暴思维令人担忧。

应该注意到,在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,当事人、地方政府和“围观”事态的网民多赢的结局很少,多数情况下是三方皆输。当事人冤屈难申,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维稳却落得一身埋怨,民众觉得社会正义更加渺茫。

虽然事后很快恢复了治安秩序,但政府的公信力、警方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向心力,却一次次地受到损伤。而公信力,正是政府最重要的无形资产。

处置突发事件,需要软硬兼施,政法手段和意识形态手段两手都不能偏废,但何为上策,值得深思。

在强力缔造社会稳定的同时,更要仔细分析社会矛盾的真实构成,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,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官民之间的良性沟通和顺畅互动,小心翼翼维护社会公正。政府需要多下点“活血化瘀”的工夫,才能化解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。

其实,很多突发事件,常常只是官民之间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。即使带有某种政治诉求,睿智的领导者总是擅长把它分解,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,因势利导,而不是相反,动辄把各种利益诉求扣上“别有用心”的大帽子,让这些诉求向政治化的问题聚拢和引爆。

对于突发事件舆论的引导,地方党政部门有了很